作者：阿尔·努斯鲍姆（Al Nussbaum，1934-1996）
关于我与照相机，有段堪称奇迹的往事。高中毕业时，父母给了我一台便宜的单反相机，从那天到目前为止的三十年间，我从未拍过一张差劲的照片。
我并非出身于大富之家，摄影可以说是一项昂贵的爱好，于是为了努力挣到买底片和相机的钱，我总是随身带上照相机，拍下任何可能有新闻价值或让人感兴趣的场面的照片。在嬉皮士们开始戴珠链以前，我常常戴上一条挂有两三只相机的项链，从布鲁克林到布朗克斯四处乱逛，搜寻新闻题材。就算报纸不想要刊印我的半张照片，他们也总会夸赞我拍摄的照片质量。
假若不是1939年一家医院发生火灾时我刚好在现场的话，我也许到如今仍然只是名半职业摄影师。至少有三支消防小队到了火灾现场，消防员用水带在街道上交叉喷水。警方忙着控制那些看跃动的火舌而入迷的人群，无暇检查记者证件。我的照相机与工具包令我越过了警方的封锁线，混入了那一小圈报社记者和摄影师之中。
显然，楼房会被烧得干干净净。差不多从每扇窗户里都迸发出火星、飘出黑烟、吐出火舌，消防员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水流倾泻入楼内，可没有明显的效果。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翻起茄克衫的衣领，为我的脸庞挡开高温。
就在那时，一位与我岁数相仿的姑娘从六楼的一扇窗户爬到外面窗台上。姑娘穿着实习护士的淡蓝色制服，站在那儿，手臂扶在窗户口的两侧。当她恐惧地往下望时，明亮的火焰透过她的裙子闪耀光芒，勾勒出她苗条身材的轮廓。
那些消防员原本已经以放弃态度看待这场火灾，此刻立马行动起来。有两人冲向钩梯车，去拿圆形救援网——已经没时间升起云梯。其他人奔向姑娘下方的地面，各就各位，那样一等救援网拿来，他们会准备好拿好网接住女孩。摄影师开始向照相机内放入新底片，察看曝光参数。他们期望女孩能拖延点时间，等到救援网部署好后再往下跳，然而她并未那么做，我成为了唯一准备好拍摄的摄影师，拍下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在女孩的身体坠入空中的霎那间拍摄的；第二张抓拍的是她落到救援网的瞬间。照片很快就卖了出去，被一家新闻社选中。那两张照片让我荣获了三尊新闻摄影大奖，也使我获得了某家全国性杂志的一份全职工作。
然而，我不久后明白过来，成功并不完全是幸事。
一切都因迈克·杜瓦尔的死刑而逐步显现，杜瓦尔是个码头装卸工，他在八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谋杀了妻子。我为之工作的那本杂志在策划一系列文章，提倡终止死刑。我被指派去报道杜瓦尔的死刑。当然，相机是不允许带去的，但我不该让那点难倒我。我的支出账目负担了购置两台迷你照相机的费用——一台相机被伪装成了领带夹，另一台伪装成了腕表。我的工作是记录下死刑执行时目击者们的恐惧。
我并未遵照命令。我是名缺乏经验的职业摄影师，按照自己一时的念头而行事。我没有关注目击者们的反应，而是聚焦在迈克·杜瓦尔的反应上。我抓拍到了黑色兜帽落到他头上时，他泪水盈眶的眼睛与颤抖的嘴唇；我抓拍到了他遭受的三次可怕电击所引发的躯体扭曲，之后他被宣布已死亡；我的照片显示出，在电极碰触到他的地方升起了盘旋上升的轻烟。我确信这些照片会是反对死刑的更有力的声明，远胜目击者反应那样的二手证据。遗憾的是，老总并不像我那么确信。我早在公众有条件接受之前创造出了十足的现实主义。老总见到冲印出的照片后，勃然大怒。
“这是一本合家欢杂志。我们不能刊印这样子的照片！”老总喊道，把照片狠狠甩在办公桌上，“你脑子里在想啥？”
他没有解雇我，可他差一点就要那么做了，不久后我几乎希望他那时就炒掉我。我的同事们也问出了老总问我的同一个问题，然而他们自己补上了一种答案：他们判定我是某种以恐惧为乐的怪人。就像有些人觉得他们能从一个人读什么类型的书估计出他的性格，他们判定我拍摄的照片是个暗示，指明了我骨子里是哪一类人。
当然，这种说法是疯狂的，但那就是我面对的情况。我试图告诉他们，我并非毫无感觉，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与我的真实性格刚好相对。我解释说，我拍下那种照片是因为我相信唯一值得拍摄的照片是那些可以在没有说明文字（顶多加条简短的介绍）的情况仍然可以刊印的照片。为了拍摄这种照片，我必须做到完全客观。我必须能够将我与我的题材分离，不管可能是什么题材。同事们听我讲完，仍旧一脸不相信的样子。他们继续觉得我缺少某种做人的品质。
我的处境也帮不上忙。我不断被派去报道小灾小难。有次我抽中一次常规的任务，去报道游行，检阅台突然垮塌，我发现自己在拍摄那些被压在废墟下的死伤者。照片赢得了一尊奖项，但我的个人声望跌到了最低点。如今我不仅内心思维混乱，还被不祥的黑云尾随。局面真叫人沮丧。
我个子不是特别高，人不英俊，身材也不好。我孩提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因而略微有点跛足。尽管有这些瑕疵，我在与女孩子约会方面从未遇到过困难——直到我作为摄影师取得成功。女孩们仍然会与我见面，但约会极少会超过一次。当她们得知我以何为生时，她们想要看下我拍的照片。之后，当我打去电话时，她们总是有“以前订下”的约会在身。她们总是明白我不是唯一一位有时被迫与让人不悦的题材打交道的摄影师，但她们很快就说，我的照片“有些不同“。当我的情绪跌到最低点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了，然而无论我多么有能力，军队也不想要一名跛足男子。我成为了战地记者，不久就忙碌得无暇谈恋爱。我在欧洲为一家新闻社报道战事，职业声誉渐渐远扬。1948年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打仗时，我带着相机在战场；两年后朝鲜半岛爆发战事时，我在第一批出现在前线的平民中也占得一席。
那些年里，我拍摄的照片数量不如另外一些摄影师那么多；但是假如你尝试回忆一些出现在报纸与杂志上的照片，几乎可以肯定，你想到的那些都会是我的作品。我的照片总是能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纽约，获得了一家新闻社里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一如既往，不久后每个人都开始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避开我；然而，我试图不让同事们的冷漠搅乱我的心境。时间并未飞快地逝去，但终究还是过去了，接着我遇上了朱迪斯。
杂志社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里，有一家自助食堂。有天早上，一名女子坐进我对面的位子，放下了她的托盘。我抬起头，环顾食堂。空座位绰绰有余。我转回头，发觉女子睁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盯着我看。她紧张微笑的痕迹在嘴唇上暴露无遗。
“你介意我与你坐一起吗？”她问道。
我耸耸肩，摇了摇头。我那时快到四十岁了，感觉很孤单，我也认出了她是杂志社的编辑助理之一。她人很瘦，外表弱不禁风，但长相并非平凡无奇。她留着黑色齐肩长发，像女学生一样。我猜测她的年纪是三十一岁；结果后来发现她有三十四岁了。她的左手没有打出手势。我向她回以微笑，她的肩膀姿态不再僵硬。
回想起来，即便我早已知道我俩会一起度过多么短促的人生，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行为不会有任何不同。我需要人的陪伴，却只是希望能聊上几分钟，我觉得她也这么想。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有点儿怕你。”她严肃地说道。
你要如何告诉别人没人理解你，同时又不让自己的话听上去荒谬可笑？我回想不起自己说了什么话，但我一定说出了这番话，又没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朱迪斯·凯勒——那是她的全名——给予了我同情与理解。头一遭有人见过我的作品，却仍然能望着我的眼眸而不觉得有头怪物也在看她。她说起我拍摄的一些照片时，她打了个哆嗦，但她没有因为那些照片而对我有坏看法，还说我的工作干得不错。
“你不只是个摄影师。”她说道，“你是位艺术家。试图像评判其他人那样来臧否艺术家是错误的。”
我需要朱迪斯，她也需要我，我很高兴自己拍摄的照片没有成为我俩之间的阻碍。我们每天一起吃午餐，一起吃晚餐，也一起看演出。在我俩跳舞时，她感觉到了我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台硬邦邦鼓出来的小相机，她也立刻就体谅了我。
“警察下班后也会带着手枪，因为他从来不会真正地下班。”她说道，“对于摄影师来说，为什么不应该也是如此呢？”
我俩第一次说话的六周后，我们结婚了，搬进布鲁克林区的一套公寓。朱迪斯一开始坚持要继续上班，但在几个月后，当医生确诊了我们家会增添一位新成员后，我让她辞掉了工作。她待在家里，缝制宝宝穿的衣服，准备婴儿房。
从怀孕六个月起，她感到了轻微的一阵阵头晕眼花。医生给她开了些绿色的药丸，丰富她多休息。因而当她怀孕八个月时，她坚持我俩应该找个晚上去外面玩一下时，我不是很高兴。
“我们似乎有好一阵没去外面了。”她说，“等到宝宝降生后，我们会有很久一段时间没法出门。拜托了，亲爱的，让我们在周六去哪儿玩一下嘛。”我可以怎么做呢？次日，我瞧见了一位黄牛票贩，于是买了两张热门音乐剧的头等座票子。我用买票的钱可以买一台极好的相机了，但我估摸着这两张门票会物有所值。我想让一切都完美无缺。
那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可我对所有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地铁出入口距离我俩居住的公寓仅有一街区之隔，于是我俩决定搭乘地铁去曼哈顿，我俩刚结婚时常这么出门。朱迪斯说，这样会很浪漫，而且少许的锻炼会对她有益。那是一个暖和的夏季夜晚，我俩手牵着手走着，活像一对外出约会的少男少女。路人注意到朱迪斯隆起的大肚子，冲我俩微笑，而我俩也回以微笑。在去往地铁车站的台阶上，我向她展示了我买的门票，结果她满怀爱意地抱紧了我的手臂。
“这两张票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她温柔地怪我，“你这么浪费钱，我敢打赌你会用彩色胶卷来拍摄斑马。”
我握住她的手，我俩走下阶梯，通过了地铁闸口。月台上让人意外地空无一人。朱迪斯利用这意外之中的隐秘环境踮起脚，亲吻我的脸颊。
“你是女人能想及的最出色的丈夫。”她说。
“谢谢你，夫人。”我答道。
“你知道我还想要些什么？”她一边说，一边手指像附近的一台自动贩卖机，“一些咸花生。”
我很高兴她没有想要吃泡菜和冰淇淋。“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我告诉妻子，走向贩卖机。
当我手里拿着一包花生转过身时，我看见朱迪斯正痛苦地试图从轨道上跑到月台上。在我转过身去买花生的时刻里，她要么是绊倒，要么是出现了一阵头晕，摔到了轨道上。此刻，即将驶来的列车的轰隆声在我耳畔响起，而朱迪斯的力气不够把自己拉回到月台上。当她疯狂地向我伸手求助时，手都颤抖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列车撞上她的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夹杂了震惊、意外与恐惧，她的嘴唇分开，发出了没人听到过的尖叫声。我拍下了毕生最棒的一张照片。一张彩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