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努斯鲍姆（Al Nussbaum，1934-1996）
我徐徐漫步在赌场里，倾听对话声和轮盘转动的噼啪声。我时不时地停下来，看别人发一手二十一点的牌，或者观察花旗骰赌桌上掷骰子的情形。
无论在什么时间，赌场大厅里总是这幕热闹的景象，这点总能让我惊讶。现在是早晨八点钟，看起来和晚上八点钟时（或者之间的其他任何时间）几乎一模一样。赌场里嗡嗡的人声拥有一种始终不变的催眠音调——赌徒们的疯狂总是如出一辙。无论拉斯维加斯赌场外或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在发生什么事，在赌场里面，时间总是静止的。我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跨出赌场，惊讶地发现外面在下雨，或者月亮高挂在天空中，或者太阳把人行道烤得滚烫，又抑或外面与我走进赌场时有着其他方面的截然不同。
确实，赌场里有许多线索，向任何想要知道时间的人标示出时间的流逝。鸡尾酒女招待、荷官、甚至连赌区经理的脸色都会随着每一次轮班而改变。休息大厅里的音乐要么是现场演奏，要么是事先录制好的，演奏者的衣服有点儿洁净，衣领更加软塌塌，有更多人需要修面剃须。我对这些细微之处视而不见，正如我对自己的手表视而不见那样。时间对我来说不重要。不再重要。
我这一辈子里，做过许多糟糕的决定，做过许多差劲的抉择。尽管我的外在表现不一样，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者。所有对我而言也许重要的东西早已在多年以前被我抛弃或忘却。另外，我最近一次体检的结果不太好。医生诊断出我患有晚期癌症，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现在我的人生处在一种停滞模式中，整天在赌场里转悠。
我经过赌桌时，一些荷官冲我恭敬地点头，我也向他们颔首致意。他们认出了我的脸，但不晓得我是谁。他们只知道我是个重要人物——我以某种含糊的方式代表了赌场老板。就他们所知的而言，我本人也可能是赌场的老板之一。
发廊位于通往酒店的宽阔走廊旁边。我通常在套间里唤人过来给我剃须，可那天早上我感觉焦躁不安，一睁开眼就想要离开房间，四处走走。穿过赌场前往发廊看起来像是一段开始一整天的好路程。
经营发廊的人名叫弗兰克，只有他一人在工作，而他的理发椅上还坐着顾客。当我走进发廊，他看过来，说道：“抱歉，先生，我不晓得你今早上会过来。我只用几分钟就好。”
我紧抿嘴唇，冲他笑了笑，又招了招手，示意我不介意等待。接着，当弗兰克急匆匆地为椅子上的顾客理发，我在杂志架旁的位子上坐下。
杂志架上的一本杂志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一本犯罪纪实杂志，有着格外耸人听闻的封面，我拿起杂志，百无聊赖地翻阅起来。剃须泡沫、润肤液和发根营养液混杂在一起的气味让人觉得很舒服，剪刀的咔嚓声更是差点引我入睡。接着，我看见了那张照片，读到了那个人名。我的心窝仿佛被狠狠击中，迫使我大口喘气。这篇文章写的是发生在洛杉矶的一系列可怕的命案，照片里的年轻人正因为其中一桩罪行而受到起诉。
我想要把责任推到我读到的文章上，一波怒气携带着恐惧流过身体。假如昔日的我是个更负责的父亲——更负责的丈夫的话！假如……我的思绪变得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各种念头和想法混杂在一起。我一直很习惯控制怒火，集中精神，专注于正事。很容易控制怒火。但恐惧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情绪。我常常目睹恐惧，但从未亲身感受过。此刻，我的双手在颤抖，我害怕我人生剩下的时间会不够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使命。突然间，时间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还好吗，先生？”
我抬起头，弗兰克站在我身旁，脸上浮现出困惑和关心的表情。
“我很好，弗兰克，我没事。”我小心翼翼地说。我叠起杂志，起身站起来的同时把杂志塞进西服的侧袋。“但我终究还是等不了了。我刚记起有件事要做。”
我离开发廊时感觉到弗兰克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但我没有转身。
我在酒店塔楼的十楼转角处有一套奖励获得的套房。从套房的观景窗能俯瞰到赌场大道，或者看到麦卡伦国际机场上起降的飞机。当我第一次来到拉斯维加斯时，我住在一套借来的公寓里，位于拉斯维加斯北边的一家小夜总会附近。从那儿来到这儿，虽然仅有几英里路，我却用了很久时间来达到现在的地位。
我总是准备着一只行李箱，里面装好了东西，放在衣柜地板上，就是为了这类突发的行程而准备的。我拿出行李箱，检查了里面装的东西，接着我剃了胡须，换了一套廉价的成品西服，给机场打去电话，确保我能登上中午飞往伯班克机场的班机。
管理酒店和赌场的人名叫阿尔·罗西，他十点之前不会出现在办公室里，于是我躺倒在床上，再次阅读起那篇杂志文章。这回的阅读感受和第一次相比没好多少。
好莱坞及周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命案。所有受害者要么是妓女，就是被怀疑是妓女。统统都是姿色过人的金发美女，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统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遭人杀害——被人用铁丝绞索勒死，尸体像垃圾一样被人丢弃在高速公路的下匝道上。
杀手宣称每月都会增加一两名新受害者，警方确信这些命案全都是一个人的作品——凶手显然是从街上选中受害的女人，没人记得凶手的样子。报纸为了增加发行量，每天都刊印关于“高速公路扼杀者”的报道，这种做法给警方增添了额外的压力。这些报道令报纸销量大增，但它们并没有给警方带来任何线索，与一开始相比，警方离逮住凶手的目标没有任何进展。
至少说，情况一直如此，直至第十九号受害人凯伦·西蒙斯出现。这一回，警方能够追踪死者凯伦在她被害那晚的行踪。他们发现，凯伦经常光顾梅尔罗斯大道靠近藤街的一家小酒吧，好几位顾客以及酒保记得和她一道离去的男子的相貌。他们还记得时间。十五分钟之后，凯伦·西蒙斯几乎掉了脑袋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
两天后，乔恩·梅森遭到逮捕，他被确认为那个与凯伦·西蒙斯一起离开梅尔罗斯大道上的小酒吧的男人。警方搜查了他的汽车，结果没有出现任何有用的证据，但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首先，他的公寓里有一条粗花呢休闲西服，酷似一位目击者描述的男子的穿着，而且这件西服上粘着了三根长长的金色头发。实验室分析判定，这根头发有98%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受害人。
警方没能找到梅森那晚据说穿着的浅蓝色长裤，尽管他的邻居们在那周早些时候见过他穿那条裤子。警方将这解读为该死的负面证据。“铁丝绞索像利刃一样切入她的脖子。他弄得长裤上全都是血，必须丢到某个地方，”一位调查案件的警探推论道，“假如不是这样，那条裤子现在哪儿？”
梅森的鞋子提供了最后一点儿证据。警方不知道梅森那晚穿了哪双鞋，于是他们把梅森的所有三双鞋都送到实验室。一双牛血红色的、科尔多瓦皮革做成的翼形饰孔皮鞋经检测得出了阳性结果。“有人试图将血迹从这双鞋子上清洗掉，”技术员报告说，“但这双鞋子肯定被鲜血浸透。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这么多血液渗透到皮鞋的接缝里。而且经过化验，血液是O型血，与受害者的血型一样。”
一等乔恩·梅森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一大批女性站出来，确认梅森就是那个试图引诱她们上车的男人。有些女性还说，梅森亮出了伪造的警徽，有些人说他假装迷路了，想要问路。这两种骗术对于这些女性都不管用，因为她们都十分熟悉警察徽章的真正模样，而且她们那个行当的人不会免费施人恩惠。
“一等他不再挥舞警徽，开始挥动一张五十元的美钞，他的运气变得好多了。”一名警探推断道。
那枚伪造的警察徽章从始至终都没被找到——杀人凶器也没被人找到。而且，也没有什么实体证据能将梅森与之前的命案联系起来。然而，检察官坚信他拥有所需的一切间接证据，能让凯伦·西蒙斯被害案件控罪成功。而且，检察官在自己心底里确信，他们抓到了真凶。“乔恩·梅森正是那类对全世界气恼的孤独者，最终落得个连环杀手的命运。”检察官说，“你们也能注意到，一等到我们逮住了梅森，系列命案立刻就不再发生。”
时年二十四岁的梅森被形容成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三年前，他从芝加哥来到好莱坞，想要演电视剧。在老家时候，人们一直告诉这位英俊的年轻人，他应该去演电影。他相信了那些人，辞掉自己在一家超市产品部的助理经理工作，开着汽车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梅森的母亲早已过世，自从乔恩还是个婴孩时起，就没人见过他的父亲，也没听到过他的音讯。在芝加哥没有一样让乔恩·梅恩留恋的东西。
然而，在洛杉矶没有发生一件让梅森实现梦想的事情。没有哪个经纪人有兴趣代理一名未接受过训练、没经受过考验却想要成为演员的小伙，没有哪个制片人愿意在一名找不到经纪人的演员身上浪费时间或冒险花钱。他由一份没有出路的工作换成另一份没有希望的工作，几个月逐渐演变成了几年。他上了几节表演课程，授课的都是一些自个儿也找不到工作的老演员。他唯一一次到制片厂，是掏钱去环球影城观光的那回。梅森内心充满怨恨，幻想破灭，用他能想到的唯一方式还击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他的受害者们的处境并不比他好，这点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从杂志刊登的照片来看，梅森服服帖帖地接受了自己被逮捕这件事。他没有畏缩，没有在照相机镜头前遮挡脸孔，也没有露出反抗神情。假如有什么特别的话，他似乎享受于自己的新名声。他来到好莱坞，正是为了出名，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名声，有人关注显然好过他之前的默默无名。
如今，他在监狱里等待审判。我瞅了眼杂志上印着的日期。是最新的一期。大概我最后不会白费力气。假如他尚未被定罪，我有充足的时间……我一下子跃下床，匆匆走向阿尔·罗西的办公室。
罗西的秘书抬起头，一言不发，直接揿下按钮，这样就打开了办公室内门上的电动门闩。我走进内层办公室，正好撞见罗西往早晨的咖啡里倒入波旁威士忌。
“现在就喝老酒有点早啊，对吧，阿尔？”我责备道。
他耸了耸肩。“我得要做点事让我的心脏跳起来。”接着，他注意到我穿着的这身算不上优雅的西服，“出了什么事吗？”
“我要坐飞机去伯班克机场。”我说，“我需要一些现金。”
“好的，先生。要多少？”
“眼下要五万到十万美元。给我一百美元的旧钞票。再过几天，我大概会想让你给我送来同样金额的一笔钱。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住在哪里。”
“好的，先生。”他说道。他没有任何提问。我将他训练得很好。
比起洛杉矶国际机场，我更喜欢伯班克机场，无论我什么时候出门去洛杉矶，我总是努力预订那些飞往伯班克的航班。伯班克机场规模更小，离我通常想去的地方更近。那些班机上通常都很拥挤，但一旦飞机着陆后，麻烦事就少得多。取行李的地方从来没有长长的等待队伍，而且总是有充足的地面交通工具可供选择。另外，我能轻轻松松地混入那些提着公事包的商人中，那些人看起来和我一样中意伯班克机场。
在我等待行李箱出现在传送带上的时候，我给洛杉矶市中心的法院书记员办公室打了电话，打听到乔恩·梅森由法院指定的律师的姓名和案件编号。
“那位律师是不是在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工作？”我问道。
“是的。”法院女书记员答道。
接着，我央求女书记员通过电话为我念了最后两条诉讼程序记录条目，她们从来不会做这种事——可她一定是喜欢我的声音，因为不管怎么说，至少她按照我的请求照办了。那些记录条目不是非常有趣，但我从中得知案件定在两天后上法庭。
接下来，我打电话给威尔逊·克斯纳的办公室，克斯纳是一名刑事律师，他在几年前的一宗轻罪官司中提出了六十八次审前申请，此举令我留意到他。克斯纳输掉了那场官司，法官斥责他浪费了法庭的时间，但我那时把他的名字归档收纳起来，以备未来之需。他给我留下了斗士的印象，大多数律师不知道如何能提出六十八次申请，无论是什么案子都做不到。在过去几年里，我把他推荐给我认识的人，他从没有让人失望过。
如今，他成了收取高昂律师费的著名律师。我们从未碰过面，他不会知道我的姓名，于是我告诉他的秘书，我是两个律师认识的熟人派来的。女秘书帮我做了预约，将我与律师的会面时间定在下午晚些时候。
到那个时候，我的行李箱出现在传送带上。我提起行李箱，搭乘出租车去了好莱坞假日酒店。我喜欢住在好莱坞地区，因为它位于洛杉矶市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因为它迷人的过往或衰败的现今。
一等我登记入住进客房，我就给拉斯维加斯的阿尔·罗西打去电话，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接着，我用冷水洗了把脸，四肢摊开躺在床上。我早已经感觉疲惫。我的精力大不如前。我过去玩马拉松式牌局时能连续两三个晚上熬夜不睡，而且从不会失去平日水准，但如今我仅仅坐了两小时飞机就需要休息一下。
快到约定的会面时间时，我搭乘出租车去了克斯纳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到那儿没花费多少时间。高速公路上车子开得很快，到那个点儿，多数车辆早已出城。克斯纳在一栋离法院只有几个街区远的楼宇的六楼有个套间办公室。我先是等待了几分钟，接着被带入一间位于楼角的轩敞房间，里面有一张会议桌，但没有办公桌。克斯纳坐在会议桌旁。他穿了一件浅灰蓝单排扣西服，里面是一件有着海军蓝柳条纹的白衬衫。他的领带也是海军蓝色的。他脚上的黑色懒汉鞋有着高价皮革的哑光光泽。他的年纪在三十七八岁左右，腰部开始变粗，还没到严重程度，但再过几年他就会穿不上欧洲时尚风的衣服。他的五官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对乌黑发亮的眼眸。更准确的形容是像爬行动物的眼眸。他似乎能在望着我的同一时间看穿我。我想象他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将这对眼神用得淋漓尽致。
为了弥补被耽搁的时间，我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下，径直说起正事。“我希望你在未来的审判中做乔恩·梅森的代理律师。”我说道。
“那名高速公路扼杀者？”
“是被指控为‘高速公路扼杀者’的男子。”我和缓地纠正了他的说法。
”当然，”他作出退让，”他只是受到指控。”他接着皱起眉头，“他不是早已经有了律师吗？”
“是的。法院指定了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的某个人。我希望他能有你这位名律师。”
“谢谢你的夸奖，”他用厌倦的语气说道，“我的收费也很贵。你对这桩案子感兴趣的地方在哪儿呢？”
凭借着多年以来和律师打交道的经验，我自然是不会径直撒谎，但我也没有道出全部真相。“我只是得知他陷入这个麻烦。我想要帮他尽快摆脱麻烦。假如你一定要给我加个标签的话，我猜想你可以称呼我为朋友。”
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当他的目光扫到我手腕上像10美分硬币一般薄的腕表时，他顿时愣住了。腕表的白金盘面上镶嵌着十二颗高档钻石，立刻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会戴这样昂贵的手表的人不是很多，而佩戴这些名表的人很少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就像游艇一样，假如你非得要询问价格，你肯定负担不起。克斯纳头脑里的计算器此刻欢快地鸣响，他举手投足对待我的样子也发生了改变。
“可能有个问题。你说他已经有了代理律师。他也许对目前的代理律师觉得满意，不想改动人选。”
“我猜想你去探视一趟会说服他，”我说，“我确信他听说过你的大名，会认为你的出现是他的祈祷应验的结果。”
“或许吧。”克斯纳在考虑我的提议，“你的预期是什么？你在期待奇迹发生吗？”
“我不那么想。我只是希望你能让他逃脱惩罚。”我说道。
“呃，有一件事对他有利——没有什么人比一名死去的妓女更加孤零零了。没有受害人的朋友或亲属给检察官办公室施压。假如他确实更换了代理律师，这会给咱们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来延后审判，申请应该不会受到反对。”
“延后？”
“是的，延后总是对辩护方有利。目击证人会消失——他们会搬走，会死去，或者仅仅是警方与他们失去联络。关键物证也可能遗失。”
“我不会为延后付钱。我希望审判照计划进行。”我告诉他。
“这样的话，或许我能洽谈达成认罪协商。他只会被起诉一项谋杀罪名。控方也许会愿意接受二级谋杀罪或三级谋杀罪的抗辩，来迅速完结掉这宗案子。他肯定得服刑一段时间，大概是七八年，但他不用冒着被判一级谋杀罪的风险。这种安排相当不错，对吧？”
“是的，但还不够好。我希望他能出狱，而不是被关在佛森监狱里。此外，你的七八年有期徒刑的估计并不现实。他只被指控了一项谋杀，但警方确信他一共犯下了十九起命案。一旦被关入狱中，他得要服完最高刑期的每一分钟。他不会受到假释或其他任何提前释放的对待。”
当然，克斯纳全都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看我晓得多少。现在，他欠身向前，手肘搭在桌子上，指尖触碰在一起，形成尖塔状。“那样咱们就得谈到律师费了。”他说道。
我把公事包放在膝头，打开弹簧锁，稍微打开公事包，取出两捆百元大钞，每捆是五十张。“这儿是一万美元。”我说，“和乔恩·梅森谈谈，让他接受你当他的代理律师。只要等到这件差事完成，我会再给你五万美元现金，作为处理庭审的酬劳。”
克斯纳露出讨价还价的神色。“这可能是一场十分漫长的审判。我也许会失去其他客户——”
我微笑起来。“审判会为期三天。法院早已经为这场审判留出这么多时间。”我说道，“当然，那是检察官觉得他会和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对打官司时的情况，但我认为他没有改变初衷的原因。当官司打完时，一份无罪裁决会让你赚到两万五千美元的奖金。对于法庭里干三天的工作量来说，这样的收入不坏，对吧？”
他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报酬不坏。
陪审团抽选的第一天时，我坐在法院的这间小法庭的后边。克斯纳处理得很好。他问出正确的问题，似乎凭借直觉知道哪个未来的陪审员可能成为麻烦。对于他想要接受的陪审员人选，他会故意挑衅检察官，让他动用无理由回避申请权，从而就省下他自己动用无理由回避申请权的机会，用在稍后可能要动用的时候。
检察官没有预期自己会遇到任何问题，于是他没有企图耍手段让陪审团里尽是些退休邮局雇员或者那些过去在陪审团里会轻易投票给有罪裁决的人。看起来好像陪审员的姓名是从选民登记名册里挑选出来的，没有经过人为操纵。就这个陪审团的情况而言，控辩双方一开始就势均力敌。
我的膝盖上摊着一本法律用纸尺寸的黄色便笺簿。我时不时地做点笔记，为了自己参考或者提醒我要让克斯纳注意到一些细微之处。从头到尾旁观了整个过程的人除了我，只剩下两名报社记者。其他人大多是手头有空闲的法院书记员，他们走进法庭，在硬邦邦的木质长椅上坐了几分钟，接着就离开了。陪审团抽选太过无聊，无法长久地留住他们的注意力。
最后一名陪审员选定后，法官宣布休庭。庭审会在午餐后开始。乔恩·梅森被两名法警押送着走向侧面的出口时，突然停下，冲我的方向转过身，微笑起来。克斯纳肯定已经将我指给他看。
梅森的相貌没有照片里那么英俊。他是那类拍起照来格外好看的人。他本人有着渴求的神情，而他的笑容几乎像政客的许诺一样虚情假意。他下颚软弱，嘴唇柔软湿润——按照报纸描述的方式，就是肉感，但它们更多地令我联想起婴儿的嘴唇。
我点点头，回应了梅森的微笑，接着他就被押走了。
克斯纳对我说道：“庭审将在第十四地区法院举行，那儿有大得多的法庭。他们预计会有许多旁听的人。假如你喜欢，我会为你弄到一张通行证，这样你一定能有座位。”
我摇了摇头。“不用费心了，”我说，“我不会参加庭审。我想看的东西都已经见过了。我会每晚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告诉这一天庭审的情况。”
梅森的辩护全部依赖于控方办案时的弱点，庭审第一天的进展和预期中一样。没有让人吃惊的事情。克斯纳能够动摇几乎每一条证词。他告诉我他如何紧盯着证人，让证人局促不安，尽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用这种做法减轻了证人的影响力。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他咯咯地笑着。“法官甚至可能命令做出宣判无罪的指示裁决。”他说话时带着不同寻常的乐观情绪，“控方得要提出更多证据才行。”
然而，庭审第二天临近尾声时，控方就提出了更多证据。检察官突然传唤了一名新证人——一位刚刚才自告奋勇要作证的证人。那名证人是一位货车司机，他看见乔恩·梅森站在一辆停在下匝道路肩上的汽车旁边（凯伦·西蒙斯的尸体正是被丢弃在那个地方），于是停下车提供帮助。梅森挥手让司机离开，但是那名司机当时得以仔细地看了眼梅森，也借着卡车前灯的光亮，看见了他穿着的蓝色长裤上溅洒的血迹。最糟糕的是，他注意到梅森驾车离去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的四分钟之后，恰好有另一辆汽车经过，发现路边躺着的凯伦·西蒙斯的尸体。
那天晚上，我拨打了克斯纳的电话，他不再充满乐观情绪。他担心陪审团甚至不用离开陪审团席就能做出决定。“情况看起来不妙。”他说道。
“我觉得你将情况描述得太过悲观了。”我说话间流露的自信远远胜于我内心的真实感觉。我不希望克斯纳在庭审结束前就宣告放弃。“没人能百分之一百准确地预测出陪审团会做出什么裁决，你知道的。想想你被最终结果惊讶到的时候吧。我敢打赌，肯定有许多次。”
“是的，但是——”
“没有但是。我对于这件案子有挺好的预感。我觉得陪审团的裁决会让你大吃一惊。”我说道。
到了庭审第三天，我等到庭审在午餐后继续进行，给书记员办公室打了通电话。“法院大楼里某个地方藏了爆炸装置，”我说，“是枚威力强大的大型爆炸装置。”接着，我挂上电话，走了两个街区，来到一个能够看见法院大楼正门的地方。
人们川流不息地离开法院，走到人行道上，三五成群地站着，回头望着法院大楼。一等梅森案的陪审团出现，我就一直盯着他们。过了一会儿，有人站在台阶上发布声明，人群开始散开。显然，法院今天要休庭了。
我跟着一名陪审员，那是一位退伍的陆军军官，名叫豪泽。他往常都让他的妻子在一天庭审结束时接他，但现在他手头有了一些突如其来的空闲时间。他走了两个街区，进入一家灯光昏暗的酒馆。我跟着他进去，在他旁边的圆凳上坐下，紧挨着吧台。我们是唯一的顾客。
豪泽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男人，肩膀宽阔，大腿粗壮。被人跟踪到酒吧里对他来说是新体验。
“下午好，豪泽先生。”我轻柔地说道。
酒保走了过来，我俩都点了啤酒，酒保把酒端来后就离开了。
“我认识你吗？”豪泽问道。
我没有理会他的提问，只是将我的公事包放在吧台上。我解开弹簧锁，将包摆好位置，这样从酒保的角度来看的话，盖子会挡住公事包内装的东西。接着，我掀起盖子。
豪泽已经啜饮了一口啤酒，看到包内的东西的那一刻，他差点噎住。
“你看到的是十万美元，”我说，“这笔钱可以成为你的钱。”接着我合上公事包，把它放在膝头上。
“怎么？什么——？”
“假如你所在的陪审团得出无罪裁决，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我说道。
“那个家伙罪恶滔天。”豪泽说道，嗓音和我一样轻柔，“他几乎是被抓了现行。而且我只有一票。我如何能——”
“你是一位领导者，”我插话进来，“你几乎一定会被选为陪审团主席。你能对其他陪审员施加很大的影响力。无论如何，你过去是个管事的人。在陪审团房间里施展你的本事。为其他人树立个榜样。他们为何决定投票给无罪裁决并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他们得投票给无罪裁决。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要相信什么证据。我感兴趣的是结果，而不是达成结果的方式。”
豪泽欠着六千美元的债务，他的妻子比他年轻了二十岁，两人过着花钱无度、入不敷出的生活。我确信这只装满钱的公事包对他极具诱惑力。实际上，我几乎能听到他脑袋里打算盘的声音。
最终，我知道我说服了他。豪泽耸耸肩。“谁在意一名死去的妓女啊？”他说道。
“确实，谁在意啊？”我答道。
那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陪审员谈了话，向他们拿出了同样的钱，说了同样的话。我本可以让其他人替我做这些事，但这件事是我的私人事务，不适合委派给别人。我希望亲自做这些事。那天晚上，当我上床睡觉时，我确信这些陪审员的贪婪会保证我想要的裁决一定会出现。
第二天下午，案子被移交给陪审团。克斯纳预计陪审团会迅速得出裁决，起初在法院里逗留了三小时，后来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等待。我给他打去电话。“每过去一分钟，前景就变得更加好，”他说道，“陪审团商议的时间越久，得出无罪裁决的可能性越大。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陪审团会迅速地投完票就回来。我没能够动摇那名货车司机的证词。这完全都说不通啊。”
“我告诉过你，我有挺好的预感。”我说道。
“显然，你不是唯一一个预期到无罪裁决的人。消息传得到处都是。我接到一位电影制片人的电话，他认为这件事也许能拍成电影。两位经纪人希望一等到乔恩·梅森释放，就能代理他。他们说，他当演员的话，前头有着大好前途等着他。还有一位纽约的出版商想出本有关这件案子的书。”
“那挺好，”我说道，“但别光记得掺和这些事，却忘记在裁决出来时给我打电话。记得，我大概还欠你一笔奖金，而一等我知道裁决结果，我就会离开这座城市。”
“别担心，我信得过你。”克斯纳说道，但我知道，他知道裁决结果后，头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我——信任从来不是一位律师最强的长处。
第二天早上，克斯纳打来了电话。“陪审团刚刚回来了。”他说道。
“然后呢？”
“最终裁决是无罪。你说对了。”
“梅森怎样？他会被立刻释放吗？”
“是的，此刻正在办出狱手续。他一获得自由，就会来我的办公室。”
“好的。我过一会儿就到。”
我把所有东西装进行李箱，差不多只装了我答应要给克斯纳的现金。当然，那些陪审员永远不会看见期望中的款项，他们半毛钱都见不着。付钱给他们是蠢蛋才干的事。他们不可能收回裁决结果，而且检察官办公室会一连数月紧盯着他们。假如有任何一个陪审员突然暴富，整件事都会东窗事发。
我退房离开了假日酒店，将行李箱放进我租下的汽车的后备箱内，开车去了克斯纳的办公室。
克斯纳正在我当初见他的那张会议桌旁等我。他用那对眼皮内垂的眼睛看着我穿过房间，露出微笑。“总有一天我会查明白你是如何办成的。”他说道。
“你过奖了。”我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
为了变换话题，我打开行李箱，把我答应的奖金付给他。在乔恩·梅森到来前，他一直忙着抚摸那些钞票。
梅森走到房间中央，跃起身，拍打到天花板，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我离开那个鬼地方了！真是难以相信！”他在我面前站起身。“只要我还活着，我会记得你为我做的事。”他说道。
“大概吧，”我赞同道，接着我说道，“你瞧，我有辆汽车就停在楼下，让我载你一程吧。我有些话想和你说。”
他咧着嘴，得意地笑着，仿佛我们分享着某个秘密。“当然行，”他说，“咱们谈谈吧。”
然而，我们坐在车里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直到我开车拐上了圣莫尼卡高速公路后，我才转过身对着他。“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出狱？”我问道。
“当然知道，”他说道，“我立刻就琢磨明白了。你是我父亲。”
我不禁想要哈哈大笑。“哦，不是的——我不是你父亲。我没有儿子，但凯伦·西蒙斯是我的女儿。”
我将他的尸体留在他抛下凯伦尸体的同一条下匝道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位父亲该做的事。
（完）
